广州|扩展的观念:博伊斯与中国



扩展的观念:博伊斯与中国
Extended Concept: Joseph Beuys and China

展期:2024年01月10日—04月30日

总顾问:范勃

学术顾问:王璜生

展览总监:陈晓阳、洪荣满

策展人:沈森

展览统筹:李铁军

展览执行:曾伟峰

传播与教育:王秀媛、刘子瑗、余爽

行政统筹:蔡灿、杜倩盈、钟凌燕

展览制作:何泉、黄兴彪

平面设计:陈振煌

空间设计:何帼英

助理策展人:赵凡、李光仪、李微

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
地点: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 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街道广州美术学院

主办机构: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昊美术馆

承办机构: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

协办机构: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

支持机构: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


博伊斯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概念艺术家和艺术先锋之一。

本次大型回顾展以中国为锚点,追溯了1980年代后,博伊斯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界讨论范围后产生的影像和互动。

在近乎于对生存现实的忧虑与危机意识里,展览探索了二战时期曾任德军轰炸机飞行员的博伊斯如何以艺术行动回应世界的变化和时代的创伤,呈现了博伊斯挑战日常生活中的习惯,超越传统意义和秩序观念的作品,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重新定义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从传统的现代艺术中出走,拓宽了关于「何为艺术」的讨论,并进一步提出了「社会雕塑」(Soziale Plastik)的可能性,将艺术延伸至社会层面,他提出了著名口号「人人都是艺术家(JEDERMENSCH IST EIN KÜNSTLER)」,倡导人人都可以参与塑造社会有机体。


本次展览共分为五个板块:

第一板块:神话/象征

聚焦博伊斯的生平经历,反映了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索与担忧。

第二板块:扩展/观念

追问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生产性,展示博伊斯如何挑战传统艺术观念的物质形式,并拓展艺术的表达方式。

第三板块:社会/行动

拓宽至博伊斯对社会机制的研究,强调社会本身是一件可以塑造和表达的艺术品。

第四板块:博伊斯与教育

聚焦他的艺术教育理念,倡导公众参与,并以思想、言语、身体、行动造益人类的生活。

第五板块:博伊斯与中国

探讨博伊斯的艺术观念如何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以及他的社会形塑如何表现着人文主义的信念。


展览全方位呈现博伊斯丰富多元的艺术实践,将其作品与生平经历、思想理念联系起来,融合了大量文献资料、访谈影像、艺术家手稿等,还原博伊斯的艺术世界。


博伊斯的艺术实践不仅关乎艺术本身,更是关乎集体、文化和人类存在的全面思考。他的作品和理念,从神话和象征的探索,到社会行动和教育的实践,都体现了他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和对社会的深远影响。这个展览是对博伊斯艺术世界的一次深入探讨,也是对他如何以艺术介入社会的一个全面展示,呈现了他关于「艺术如何改变社会」的宝贵思考。



1926年,5岁的博伊斯和父母亲走在德国克莱沃的街道上,照片

现存的有关博伊斯作品的图像资料中,可以发现有大量的十字架的符号,它们的形状经常不规整,颜色也不是通常十字架的血红色,而是一种透着金属感的红棕色。这就是博伊斯所称的「棕色十字」。这不仅是一种宗教的符号,也与德国军事历史有着深远的关系。

曾在二战时期担任德军轰炸机飞行员的博伊斯,以「十字」体现了他对德国历史的深刻反思和艺术中的政治立场。他利用不规则形状和金属感的红棕色十字架符号,表达了对纳粹历史的批判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讨。

博伊斯的这一系列作品,不仅是艺术表达,也是对社会通病和人性劣点的深刻忏悔。

《十字标》14.8×10.5cm,纸上彩色胶印,1984年

《包》,35x33x13cm,牛皮包,1987年
这是一件典型的观念艺术作品,通过日常使用的牛皮包,探讨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这件作品体现了博伊斯对物质和形式的重新诠释,以及他对社会功能和个人表达之间关系的思考。

《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画作》,行为艺术,影像,1965年
动物是博伊斯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隐喻,博伊斯相信动物被赋予了人类难以获得的精神能量。对他来说,野兔、郊狼、牡鹿、蜜蜂等动物是对话的伙伴和人类值得学习的榜样,动物会对艺术、自由和平等有更深刻的理解。他经常与动物互动,试图把自己变成它们。
这件艺术史上最为著名的行为艺术作品中,兔子成为了一种直觉和想象力的象征。1965年,博伊斯在首次个展的开幕式上表演了这一行为,观众可以从画廊的玻璃窗口观看他的表演:他的脸上涂满了蜂蜜和金箔,怀里抱着一只死去的野兔,并在它耳边低声解释着墙上的画作。对此,博伊斯的解释是:「即使是死了的动物,也比自称理性的人类保留了更多的直觉能力。」
博伊斯认为野兔代表着身体和精神,宇宙和地球的联结。他从不关注观众能否获得知识或者产生具体的反馈,而希望他的作品能够刺激人们的联想和思考。

《博伊斯的艺术:拼贴》,60x80cm,海报、明信片,1979年

《明镜》,28x21cm,杂志封面/签名,1979-1980年
博伊斯签名的拼贴海报、明信片和出版物,通常融合了他的个人经历、社会批判和深层的哲学思考。他的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表达的媒介,也是他广泛社会参与和「社会雕塑」理念的一部分,旨在激发公众的思考和行动,启发,并鼓励人们以创造性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


《卡普里-电池》,8x11x6cm,白炽灯、盒子,1985年
柠檬可以发电,柠檬酸和金属发生反应时产生的微不足道的弱小电流足以点亮一个小灯泡。
这件作品由柠檬和灯泡组成,柠檬作为自然界的元素,而灯泡则代表人类的科技创造,博伊斯通过这样的组合,探讨了自然能量与人工能量之间的转换和互动,体现了他对艺术与生活、自然与科技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
博伊斯认为,艺术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是一种社会介入的方式,这件作品不仅是一件视觉艺术作品,也是博伊斯社会雕塑理念的实践,鼓励人们思考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和科技创新来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一场在伦敦当代艺术学会的音乐会》,31×31.5cm,唱片封套,1974年

《扫帚/银扫帚》,139x51x2cm;28.5x11x10.5cm,
①扫帚(木头、马鬃毛)1毫米镀银;
②装有花茶的可口可乐瓶、封口、
标签、装在有玻璃罩的木盒里,1975年
这是一件充满象征意义的艺术品,它展示了博伊斯对材料的独特运用,反映了他对艺术与生活、自然与社会的深刻思考。
扫帚象征着劳动和清洁,而银色的扫帚则提出了关于劳动价值的问题,银色扫帚本身的价值赋予了这项平凡工作以高贵、神圣的意义吗?
通过将普通扫帚与银扫帚并置,博伊斯挑战了日常与非日常、平凡与神圣的界限,探讨了劳动与价值、日常与神圣之间的关系。


明信片是一种非常大众的传播媒介,将其用作艺术载体,突破了传统艺术形式的界限,使得艺术更加贴近日常生活。
《我爱博伊斯》,15x23cm,两张明信片纸上胶印
这对一个知名的大众样式进行了完全相反意思的加工,并进行了并置,直截了当呈现出艺术创作的意图。

《明信片:磁铁明信片》,10.5×14.8x4cm,铁皮、纸张,1975年

《涂抹硫磺的锌盒》(左)、《涂抹硫磺的锌盒-被纱布塞住的角落》(右) 64x31x18cm x2,锌皮、硫磺、纱布,1970-1980年
在博伊斯的艺术哲学中,物质的转化常常被视为社会和个人变革的隐喻。

纱布、硫磺和金属盒子,这些物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常见的一种军用物资。纱布通常用于医疗救护,用来包扎伤口,指向治愈的力量;硫磺在医疗领域外,也被用于制造火药和其他军事物资;金属盒则功能多元,可用于存储医疗用品、食物或弹药。
这件作品中,纱布的使用指向了包裹和保护的主题,这与博伊斯在二战中的经历有关,当时他的飞机被击落后,据说是被鞑靼人用油脂和毡布包裹治疗。这一经历对他的艺术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元素象征着温暖和治愈。在这件作品中,硫磺被涂抹在锌盒上,也象征着转化和变革的过程,艺术对心灵的治愈。

《大白兔奶糖》,21×29.5cm,纸上彩色丝印、棕色卡片,盖章/版数:90,签名并编号,1979年
喜欢兔子的博伊斯于1979年卡塞尔文献展时,发现了这个兔子形象包裹的糖。他利用大白兔奶糖的糖纸,做成了这个纸上彩色丝印版画作品,前后共印制了90张,每张上面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和编号。这件作品上的大白兔,最让中国观众感到熟悉和亲切。

《沙画系列》,14.8×10.5x5cm、15.5x10x4cm,照片,1978年

左图:《有经济价值的塞尔脱斯矿泉水》,22×10.7×8.5cm,一瓶塞尔脱斯矿泉水、手写文字盖章木盒,1982年
右图:《布鲁诺可乐茶》,28.5x11x10.5cm,装有花茶的可口可乐瓶、封口、标签、装在有玻璃罩的木盒里,1975年

《五一节在汉诺威艺术协会》,60x80cm,海报,1973年

《荒原狼》,行为艺术,1974年
1974年,博伊斯在美国纽约勒内·布洛克画廊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行为表演:《荒原狼:我爱美国,美国爱我》,在这个表演中,他用毛毡裹住自己,与一只狼一起关在一个笼子里不吃不喝相处了5天,这成为了博伊斯影响最大的一件作品。这件充满神秘色彩和宗教仪式意味的作品中,博伊斯用了象征生命包裹的毛毡,同时又使用了狼这种在美洲传统习俗中被认为是神圣的动物,似乎是在探索人与动物之间的沟通和交融。也有批评家认为,野狼是美国印第安人的象征(是他们图腾崇拜的形象),但却被白人捕猎殆尽,因此这件作品所表达的又是对现代化生活价值、消费社会中人的物质化堕落的批判。


《Rose für direkte Demokratie 直接民主的多重玫瑰》,33.5x5cm,有刻度的玻璃量杯、玫瑰,1973年

1972 年卡塞尔第五届文献展上,博伊斯在整个展览期间(100 天)设立了「通过公投实现直接民主办公室」,期间他与参观者讨论了他关于如何通过创造性行动改变社会的想法。

博伊斯的卡斯勒「公投直接民主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个狭窄的玻璃花瓶,里面有一朵每天更换的玫瑰花。《直接民主的多重玫瑰》就是基于这种安排,只不过这里的花瓶被玻璃量筒取代,上面写有作品的标题。就像螺旋一样,它蜿蜒向上,不仅指植物的生长,而且还显示了博伊斯将进化的一面与所需的社会过程联系起来。




《7000棵橡树》,21×14.8cm,书,1984年
1982年,在第7届卡塞尔文献展中,博伊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艺术计划:“7000棵橡树——城市绿化代城市统治”,要在卡塞尔市内种下7000棵橡树,1982年3月26日,博伊斯在卡塞尔弗里德里希博物馆入口处的草坪上栽下了第一棵橡树,并在这棵树苗旁边垂直安置了一根玄武岩石柱,一半埋在土里,一半裸露在空气中,玄武石象征着过去和历史,而橡树苗则象征着生命、未来和发展。
「7000棵橡树」可能是艺术史上规模最大的艺术项目,当时博伊斯在卡塞尔市的弗里德里希广场上按楔型摆出7000根玄武岩柱时,反对声十分强烈,他耗费巨资运来数以千计的玄武岩,摆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锐角指向第一棵种下的树木,但凡市民种下一棵树木,就会在旁边摆放一根玄武岩柱,任何人捐赠500马克都可以从广场上移走一根石柱,在另一个指定地点种下一棵橡树。
此后数年里他们陆续在卡塞尔市的各个角落中按照树与石的搭配种下了其他的橡树,到1987年所有7000棵树种完之时,博伊斯已经去世。
他的儿子在第八届文献展(1987)期间种下最后一棵树。随着这一块块的石头被搬走,广场渐渐恢复往日的开阔,关键是这些石头伴随着有800年寿命的橡树,被种到了人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各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个诗意的存在。
博伊斯的一个重要的艺术主张就是:「社会雕塑」,在他看来,艺术、教育改革、民主、环保、和平、政治……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主题其实都是一体的,他的行为和事件同时也是他的作品。「7000棵橡树」的艺术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他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从而对社会做出创造性的贡献,与社会当下产生对话和联系。
该项目是一项伟大的艺术环境实践,旨在用行动改变城市环境。它成功唤起个体参与公共计划的集体记忆,将人、自然、社会紧紧相连,为卡塞尔这座小城留下了一笔难以磨灭的文化艺术遗产。



《博伊斯——雕塑》,15.7×20.5cm,纸板棕色印字/签名、盖章,(1974)1975年

《过往:博伊斯从前的班级》,50x40cm,照片,1975年

艾丽克·可福:博伊斯在工作室,24×17.5cm,照片/未签名,1978年

《宣言》,86x61cm,丝网印刷,1979年

宣言:一所为创造性与跨学科研究而设立的自由国际大学(1973/1979)

MANIFEST: Zur Gründung einer Freien Internationalen Hochschule für Kreativität und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文本作者: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
海报创作者:克劳斯∙施泰克(Klaus Staeck)
翻译:孙墨青、魏静颖
创造性不是从事某项既定艺术的人的专利,而这些人自身的创造性也不仅限于他们的艺术作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创造的潜力,却被竞争的压力和汹涌而来的成功观所掩盖。去揭示、去探索和发展人的创造潜力,正是这所学校的任务。
广义上的创造,无论是绘画、雕塑、交响乐或小说,都不只以天赋、直觉、想象力和勤奋为前提,也涵盖组织生活物料的能力,后者可以被延展到其他相关的社会领域。
然而我们在考察组织生活物料的能力时,在那些以此为基础的职业:工人、家庭主妇、农民、医生、哲学家、法官或是企业管理者那里可能会发现,他们在职业中所显现和运用的创造性常常并未完全施展。
纯粹专业上的考察会将艺术与其他领域对立起来。然而对于不同学科,我们应将其中的结构问题、主题问题和形式问题进行比较。
这所学校并不拒绝专业人士,也不对专业技术持反对态度。但它的确否定一种观点,即只由专业人士来评判专业,只由技术人员来评判同行。我们应在民主精神的创造性中探寻事物的理性,而不陷入那种纯粹机械式恶性竞争的陈腐态度中。
在这样一种关于创造性的新定义中,专业与业余的概念不复存在,如同那些艺术家“对现实的疏离感”的概念、或者常人“对艺术的疏离感”的概念不复存在一样。
这所学校的创立者期待在此工作的外国人能带来创造性的启发。这并非强调,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或者他们必须向我们学习。而是说,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会唤起一种互动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必须超越与外来文化在纯粹艺术层面上的比较,进而与外来文化在法律、政治、经济、科学、宗教等生活物料之结构层面、表述层面以及词义层面进行比较,并且应延伸到“民主精神之创造性”的探究或发现上。
伴随着官僚化进程的加剧以及国际上大众文化的迅猛传播,基于民主精神的创造性愈发式微。政治性的创造性被缩减为对决策和权力的纯粹分配。由垄断企业肆意传播的跨国的文化专独与经济专独,导致了观点表达、教育价值与表意能力的流失。
由于无法表达观点或丧失了表达能力,创造性、幻想与才智被挤入消费领域,这对于一个民主群体将是有害且有破坏性的,它在腐败的创造性中体现为犯罪性的。犯罪可能滋生于人的厌倦无聊,也可能源于人的创造性无力表达。由于被缩减到消费的层面,其民主的潜能被缩减为偶尔的投票选举,这也标志着民主的创造性被瓦解或被抛弃。
与环境污染并行发生的,是人们内在世界的污染。在其中,希望被贬斥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或幻想。然而人们一旦放弃希望,暴力就会滋生。在这所学校里,我们应对暴力的众多形态加以研究,这不限于武器暴力或野蛮暴力。对于在政治或社会上观点相左的人,这所学校作为一处开放空间将会持续开设研讨课,密切关注社会教养,以辅助观点的表达。
这所学校的创立者从这一前提出发:自1945年(德国)严酷的重建时期起,货币改革呈现出鲜明的特权化,财富极度积累,与此同时教育也充斥着纯粹的获利性和消费性思维。在此背景下,许多认知和观念萌芽被埋没了。一些幸存者原本现实的想法,比如把生活作为生命本身的意义,也被贬斥为空泛的浪漫。纳粹的血与土的信条,使得我们的土地受到破坏、无数鲜血抛洒、我们同传统与环境的关系毁于一旦。此时此刻,我们为了每一棵树,每一块尚未开垦的土地,每一条未被污染的小溪,为了每一个老城区不被毫无思想性的重建所毁坏而去抗争。这些努力也几乎不再被视为空想,而被视为极具现实意义。谈论自然环境也不再是一件浪漫而不切实际的事了。德国特色的两套政经系统无休止地竞争、比拼效益,在这个过程中,两者都去争取、且也获得了世界的承认,但个体的生活价值却从此丧失了。然而这所学校正是关于生活的价值的,在此应当发展一种团结的意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启发是学校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不应再对教师和学生进行制度化地区分。学校的活动将面向公众开放,也将在公众的注目之下开展。在以创造性之名而进行的展览和行动中,这所学校开放的、跨国界的特性将得以充实。
为了鼓励常人发现和探究自己的创造性,在初期艺术家可以加入对话,不是以教导的方式,而是尝试传达和解释其创造性的组成元素,以及元素之间如何协调。在此需要揭示,为何艺术中的法则和秩序在面对社会主导性的法则和秩序时,两者总是无可避免地处于矛盾中,而这种矛盾本身却又能激发创造性。
这所学校不是以树立新的政治和文化导向为目的,也不应以发展风格、或提供工业和商业中可使用的模式为目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发现和促进民主的潜力并应将其诉诸表达。在一个日益被广告、政治宣传、文化产业以及媒体所左右的世界中,人们应为那些普通无名者提供一处讨论空间,而不是仅仅关注社会名流的观点。



编辑:ARThing艺术活
图片源自
网络 

@arthingorg
arth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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